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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洱:經典要經得起東西方多種文化的審視

文章來源:四川在線 作者:肖姍姍 時間:2020年11月10日 字體:

李洱授課

什么樣的作品堪稱經典?經典是如何產生的?11月9日下午,作家、茅盾文學獎獲得者李洱以“淺談文學經典化”為主題,結合《紅樓夢》的經典化過程,向參加2020年四川省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的作家進行了授課。

經典要經得起東西方多種文化的審視

當前,《紅樓夢》作為中國古典小說巔峰的經典地位已經為世人所公認,但其實最晚到1941年,《紅樓夢》都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,甚至作為新紅學奠基人的胡適,還曾在節目中公開表示自己研究《紅樓夢》完全是因為喜歡考據,認為《紅樓夢》本身則“毫無意義”。課程開始,李洱向各位學員追溯了為時并不長的《紅樓夢》經典化過程,以此向大家指出,自民國以來,評判文學作品價值的標準已經不僅僅是中國傳統文論,西方的文藝理論開始成為判斷作品成就的重要指標。

李洱表示,首次認可《紅樓夢》文學價值的中國一流學者是王國維。“王國維用叔本華的悲劇觀來看《紅樓夢》,并從賈寶玉的身上發現了和自己身世的某種相似性。”而在王國維之后,對于《紅樓夢》經典化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是李辰冬及其《紅樓夢研究》

1931年留法的李辰冬曾面臨法國人與外國留學生的質疑,他們告訴李辰冬,明治維新后的日本,憑借一小股部隊就能占領中國東北,這背后反映出中國的文化不行。李洱告訴大家,當時李辰冬的回答是,“只要《紅樓夢》在,中國文化就能保留下來。”彼時西方世界對《紅樓夢》的了解,主要通過德國人庫恩的翻譯,但該譯本將《紅樓夢》翻譯為了一個類似《茶花女》的三角戀故事。

于是,自1931年起,李辰冬開始用法語寫作他的《紅樓夢》研究,并采用法國學者H·丹納在《藝術哲學》中提到的種族、環境、時代三要素,將曹雪芹與《紅樓夢》同巴爾扎克與《人間喜劇》、塞萬提斯與《堂吉訶德》、福樓拜與《包法利夫人》、托爾斯泰與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等西方經典作家及其經典作品進行比較研究,進而從人物關系、敘事結構等多方面論證了《紅樓夢》是一部堪與西方經典小說相提并論的文學作品。

作家應當扔掉“經典”的焦慮

“現代主義以來,文學作品的經典地位是由學者認定的,”李洱說,無論喬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還是艾略特的《荒原》,都是首先經由學者研究,并打開其闡釋空間,從而奠定經典的地位。自李辰冬之后,《紅樓夢》的經典化同樣體現了這樣的過程,“不同階層、不同社會角色的人都進入《紅樓夢》的文本,學者們既研究《紅樓夢》的文本,也研究不同的人如何進入《紅樓夢》的文本,才使《紅樓夢》成為了我們今天所認知的經典。”

既然文學作品往往是經由學者認可才成為了經典,那么經典是否可以通過刻意追求得到呢?李洱表示,“當前的很多作家,對經典化有某種焦灼,甚至焦慮,”據他觀察,很多作家在作品完成后,傾向于找名人為作品寫推薦語、作序,甚至有50多歲的作家去找10多歲的明星來推薦自己的作品,“這是由于學者可能被蒙蔽,會通過推薦、討論、銷量等來對作品價值進行判斷。”

回顧《紅樓夢》的經典化過程,李洱認為,這是一個曲折、漫長的過程,當中甚至存在一定的偶然性。他表示,“中國作家應該扔掉所有的焦慮,去寫出自己想說的話,并且找到一種合適的形式來說。”

新冠疫情期間,加繆的《鼠疫》和芥川龍之介的《羅生門》再次得到文學界廣泛的關注,并且成為一些作家模仿的對象。對此,李洱指出,“后疫情時代的文學,必須對《鼠疫》《羅生門》有非常透徹的理解,才能避免重走加繆和芥川龍之介已經達到的成就。”同時,由于東西方在文化交流上有時間差,當作家選擇一個對象進行模仿時,需要對模仿對象在其所在國的地位有所了解。“當代的寫作,歸根到底是為了自己的寫作。”李洱說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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